红色的印记 英雄的兴义

评论: 008-26   兴义市新闻中心
摘要: 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主张,并利用行军间歇惩恶除霸。虽历时短暂,却在当地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使兴义人民对中国革命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把红军当作老百姓的队伍,视共产党为自己的大救星。
  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兴义的这块热土上,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越的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光荣史。
  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1935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路过这里、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儿女的英雄事迹铭刻在不朽的丰碑上。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曾经响起“威舍战斗”、“寡妇桥战斗”、“凹起勒战斗”、“品甸战斗”、 “佐舍战斗”, 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最后一站。在这片辉煌的土地上, 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创造的辉煌业绩。在这里,红色旅游区与大美的喀斯特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等与它其景观组合形成叠加优势,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兴义独有的品牌效应。红军长征过境,给兴义人民以深远影响。1935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三和红五军团兵分五路,分别从安龙县的龙广、古里,兴仁县的格沙屯、鲁础营和普安县的楼下,进入兴义县境。自进入兴义到25日离开,红军在兴义6天时间,共经过当时8个乡、84个村寨、71个保、559个甲、8919户、5万人口的地域,与国民党武装和地方民团发生战斗4次,红军战士牺牲7人,流散在兴义16人,知道姓名的8人,他们分别是:刘德高、蔡录贤、王玉贵、张金铭、张觉、肖乐表、刘正才、黄学行。
  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主张,并利用行军间歇惩恶除霸。虽历时短暂,却在当地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使兴义人民对中国革命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把红军当作老百姓的队伍,视共产党为自己的大救星。其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逐渐树立起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望,加深了革命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使得兴义大地不断闪耀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光。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长征这个说法。
  “长征”这个词,最早见诸1934年11月军委的第五号命令。“万里长征”这句话,出现在1935年5月,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吴旗镇后,第一次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概念。不久,他又写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诗。从此,“长征”就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同年12月10日进入贵州,1935年1月到达遵义,在那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全党全军命运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后,为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调动敌人,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1935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指示,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抵达贵阳东南面的龙里,摆出直逼贵阳的态势,迫使蒋介石坐镇贵阳指挥,并调动滇军援黔。
  趁敌军被大规模调动的慌乱之际,红军大部分则分为三路,绕过贵阳,挥师指向黔西南。4月10~14日,红军连克定番(今惠水)、长寨、广顺(后合并为长顺县)、紫云等县城,直抵北盘江东岸;4月15~17日,中央红军三军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在贞丰县白层击溃敌人守军,渡过北盘江,红一军团则由望谟县者坪渡过北盘江,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4月20日,兵分五路进入兴义县境。
  附:
  (一)在兴义的行军路线
  中央红军从镇宁县草坝,望谟县谭龙、者坪,贞丰县白层渡过北盘江后,顺利通过贞丰县境,于4月19日占领安龙和兴仁县城。4月20~25日分别从兴仁、安龙和普安三县进入兴义县境。
  1、兴仁路线
  4月20日,红五军团一部从兴仁格沙屯进入兴义,经阿红、洒脚依、木那拢、羊地,宿倮黑(今兴化)一带。同日,红五军团另一部从兴仁鲁础营进入兴义县境,经彭家湾、四楞碑、烂滩、沟头,宿倮黑、撵场、观音山一带,与来自阿红的部队会合。次日,红五军团另一部经海子、昌家大石板、松林、卡路、大蚌、小蚌、泥尾,过马岭河上游泥溪河,在泥溪坝与红一军团一部会合,宿樟古、品甸一带,22日经寡妇桥、系腰坡,宿威舍阿依,23日入云南境。
  4月21日,红一军团直属队由兴仁格沙屯入兴义县境,宿撵场、观音山一带;22日经松林、大蚌、小蚌,过马岭河上游泥溪河,宿猪场一带,23日由猪场经威舍进入云南境。在红一军团直属队由兴仁格沙屯入兴义县境的当天,军委纵队前梯队,红五军团另一部,红三军团十一团二、三营,亦从兴仁鲁础营入兴义县境,宿兴化、撵场、观音山一带;22日经马岭镇松林,过泥溪河,到泥溪坝与红一军团另一部会合,向品甸方向前进。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二、三营,在品甸归入本军团主力。23日,同主力一道,经盘县入云南富源县境。
  4月25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由兴仁县雨樟入兴义县阿红,途经兴化、松林、泥溪河、品甸、双桥河、笃家村,入盘县境,当晚宿盘县保田,26日入云南境。
  2、安龙路线
  4月21日,红一军团一部及军委纵队后梯队,从安龙县城出发,经龙广进入兴义三家寨,过新寨、黑山、郑屯、合兴,宿顶效。22日经手扒岩、洛寨、下洛寨,在纳省稍事休息后,经厂洛、纳怀,一部分住响革,次日经红板桥,过云南省富源的古敢、沙营后,一支到达兴义威舍大寨,然后进入云南富源黄泥河;另一支经梁子上、毕冲,进入兴义的发哈、猪场。在响革分路的一支红军队伍,一部分经泥溪的大地和品甸的大海子,宿索土一带;另一部分经品甸红岩槽子、小樟古、大樟古,宿品甸和双桥河一带。宿索土、双桥河的红军队伍,一部分经凹起勒新寨,另一部分经田尾巴、笃家村、雨德,在寡妇桥会合,上大营坡,在大牧地、谢洒一带,与来自发哈、猪场的红军合为一股,经栗柴林、系腰坡、跑马厂、二龙口,一支宿威舍的阿依,23日经三岔箐入云南境;另一支住兴义的下德赫、蒿芝冲和云南富源铁锁箐一带,全部入云南境。
  3、普安路线
  4月21日,红三军团主力从普安泥堡出发,在旧营(今楼下)过马岭河上游楼下河进入兴义县境内,经品甸车榔、小岩脚、新场坝、猪场河,在品甸与一、五军团一部会合,宿双桥河、田尾巴、笃家村一带。22日,一部从补西进入盘县,经马夹、保田、鹅毛寨、马家桥,23日入云南境;另一部经寡妇桥进入威舍,宿阿依一带,23日入云南境。
  22日1时,军委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今日遭遇滇敌刘旅与周敌一部……准备23日打敌十三师。”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红三军团一部从普安旧营经兴义车榔,在品甸与红一、红五军团、军委纵队前梯队会合,宿双桥河、田尾巴、笃家村一带。其中:三军团司令部驻狗场营,红一军团司令部驻猪场,五军团司令部驻笃家村。
  23日,国民党滇军主力孙渡纵队远在黔境,唯留住云南的滇敌刘正富旅,也奉令调离黄泥河,到兴义设防,正好与红一军团背道而驰,滇境敌军极度空虚。据此,23日22时,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消灭沾益、曲靖、马隆之敌的部署:(一)据已告敌情,孙纵队在我左侧后,周浑元军吴纵队在我后,十三师在我右侧后。(二)我军因地形不利,未曾在兴盘路上取得消灭周敌的战役胜利,现应攻占平彝、沾益、曲靖、马隆地段,控制昆明东北要道,便于与追敌及新调之敌作战,向上述地点前进中应消灭滇敌,对追敌则迟滞之。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兴义境内的红军以一军团为左翼,中央军委居中,三军团为右翼,五军团殿后,从兴义县西进盘县,途经马夹、堡田堡、鹅毛寨、马家桥入滇境。红军长征经过兴义行程宣告结束。纪念馆里珍藏有他们在兴义留下的物品、图片资料。
  中央红军急速西进,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他一面慌忙调整围追堵截的部署,一面又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据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蒋介石此时的确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他说: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脸红耳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蒋介石立即作出决定,以云南龙云为追剿军二路总司令、中央军薛岳为二路军前敌总指挥,以尾追中央红军的吴奇伟部为一纵队,辖欧表师、梁华盛师,以周浑元为二纵队,辖滇军8个旅,负责对进入黔西南兴义、盘县、云南的中央红军尾追设伏。蒋介石还下令要求红军西下可能经过的各县官员组织力量阻击红军。进军到盘县的滇军五旅旅长鲁道源奉命通电盘属八县(即盘县和现在黔西南州7个县),要求切速赶办如下事项:
  1、筑碉堡。
  2、各县保安队集结县城待命。
  3、各县派干探向匪侦察匪情。
  4、尤以注意匪之化装间谍。
  5、各县速派干员到盘县受领机宜。
  此前,国民党反动地方政权借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制造共产党“共产共妻”等谣言,弄得人心惶惶,城乡秩序大乱。
  当时担任红军军团长的萧克在《红六军团的西征》中记载:“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
  1935年4月上旬,风传红军即将经过。贵阳、安顺的一些大户、官员也经兴义县城仓皇逃向云南。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造谣惑众,地方官吏豪绅惊恐万状,兴仁县县长携政府官员逃到兴义,兴义县县长又带着一帮政府人员挂印到安章躲藏。城内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只好奔向四乡,偌大的一个兴义县城,顿时空空荡荡,街上行人稀少,城里似乎变成了滇军的兵营。但仍有不少穷苦人家,不信谣言留在城内,另外就是一些卖小吃的小贩和一些端着“白金龙”、“从军乐”香烟的小孩,穿梭于滇军驻地进行兜售。4月19日,中央红军占领兴仁和安龙县城时,国民党追击红军的纵队司令孙仲也令滇军刘正富旅从云南赶来兴义堵截,并在兴义城周围设防布阵。
  4月20~23日,蒋介石多次发出手令,要求加强对红军的追剿,薛岳根据蒋介石手令,向中央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多次下达追剿红军的命令。当红军即将进入兴义和在兴义行进时,蒋介石的手令和薛岳的部署都是“要不顾一切,各向追剿目标猛进痛击”。蒋命令各部急速向普安县的青山和兴义县顶效、郑屯、马别河、泥溪、车榔、红板桥、寡妇桥、猪场、威舍及云南省富源县黄泥河等处,追击截剿,并称“必可歼敌于威舍、红板桥、黄泥河地区”。也许是得到蒋的手令,4月20日,兴义城区上空突然出现数架飞机,来来往往飞个不停,滇军旋即在省立兴义中学(现黔西南民族师专内)大操场拉开三匹白布,飞机投下一个包裹方才离开。4月22日,侦知红军由顶效开往纳省,孙仲也迅即派出其滇军部分兵力赶至马别桥阻击,等他们到达马别桥的时候,红军已在纳省戴家庙休息,并在马鞍山上派了一个营放哨。滇军只得占领马岭河西岸的一些山包,乒乒乓乓胡乱放枪。
  见敌军临近,红军立刻大声向他们喊话:“你们是龙云的部队吧?我们是朱德的部队!”也许是本来就无心恋战,也许是慑于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威名,红军喊话过后,国民党军队马上停止放枪,掉头撤回兴义县城。在寨子庙宇里休息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李德等红军首长,在这里拍发了一封电报,开钱请当地老百姓烧了一大桶水让大家喝,休息两个小时,继续向品甸方向进发。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红军经过两天后,国民党兴义县政府竟然让人在场坝中心(现街心花园)张贴出“庆祝剿匪胜利”、“滇军刘旅劳苦功高”、“善仁善邻”等标语;4月22日,薛岳在下达的追击堵截命令中声称“我滇军刘正富旅在兴义马别桥之线,与匪激战”云云。其实,当滇军第一旅赶到顶效防堵时,红军已疾进到猪场、威舍一带;当吴奇伟和周浑元的中央军尾追红军赶到凹起勒新寨—寡妇桥和猪场—威舍一线设伏截击时,滇军已被红军击溃;当吴、周纵队赶到蒿芝冲、下德赫一带时,红军已全部离开兴义县境,西进云南;当滇军安恩溥旅、龚顺璧旅、刘正富旅由兴义北面追至威舍、黄泥河,准备与中央军主力夹击红军时,红军已提前往富源县的纵深方向远去。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中央红军采取“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敌对策略,最后变成了“送行”。蒋介石要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兴义县境内的美梦,最终彻底破灭。
  (二)红军在兴义的战斗
  在兴义县境内,中央红军直接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武装发生的战斗主要有4次。
  马场坪战斗:
  马场坪位于万屯佐舍。马场坪有个地主名叫刘富兴,拥有很多土地,不仅出租给当地农民,大量种植粮食,同时也种植有大量的罂粟。
  1935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一部从兴仁县屯脚东瓜寨进入兴义县境,中午抵达马场坪。当天,刘富兴的老婆刘某送早饭到坡上,给为他家做农活的人吃。刘某远远看到有几个荷枪实弹的人从东瓜寨方向过来,不知是什么人,急忙跑到了地里,向刘富兴报告说:“有一帮土匪来了!”刘急忙招呼收拾农具,带着帮他家做农活的人回到家里,把大门闩起来,布置家丁用火药枪从围墙的枪眼里向红军射击。红军以为遇到了土匪,立即派出1个排的兵力应战。因刘家围墙厚实,红军攻打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攻进去。于是,红军扔进去两颗手榴弹,由于是底火手榴弹,所以落在稻草堆上没有击发爆炸。久攻不下,红军只好点火烧燃刘富兴家围墙脚郑子清家的一间茅草房。刘见火势凶猛,怕自己葬身火海,旋即带上家丁,从后门悄悄开溜。
  唯恐耽搁行程,红军没再跟踪追击刘富兴,只是赶紧打扫完战场,迅速往万屯方向前进。
  品甸战斗:
  品甸位于兴义县北部,东临兴仁,北接普安、盘县,西与云南古敢相望,车榔河与木浪河环抱东西,地势异常险要。为了加强统治,国民政府将其作为兴义县马岭区的一个分区,同时设立品甸镇,由当地人袁德斋任国民党分区长,张品芝任镇长。
  1935年4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右路大军三军团一部从普安县泥堡过楼下河,中路大军五军团一部从兴仁格沙屯、鲁础营过泥溪河,取道品甸,西进云南。
  此时,国民党已进一步加强对红军的追剿。为了实现蒋介石“歼敌”于兴义境内的意图,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加紧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他们命令马岭区区长赵芳云布置分区长袁德斋加强防务,阻击红军,妄想拖住红军西进的步伐。
  袁德斋带一部分乡兵到北部的车榔阻击从旧营方向过来的红军,令张品芝务必加强品甸防务。张品芝安排乡兵谢廷凯、郑南街到品甸丫口、老坟山等地,探查南部动静。
  到车榔的袁德斋没有遇到红军,但他却派人向张品芝通报,说红军被他们打到别处去了。正当张品芝急令预备宴席,准备庆贺胜利之时,谢廷凯、郑南街回镇报告,说在樟古发现一些蓝色、灰色、黄色衣服的武装,估计不是正规军,而是“打油水”的土匪,张品芝立即带上10多个乡兵赶去“剿匪”。
  被发现的武装其实是红军的便衣队。张品芝带着乡兵,赶到樟古,见到红军便衣队,马上开枪射击。这时从倮黑、泥溪河过来的红军中路大军先头部队赶到,架起机枪还击。张品芝见势不妙,虚晃几枪,便带着同去的乡兵,慌忙逃回品甸。
  这天,适逢品甸赶场,街上人群云集。回到品甸街上,郑南街立刻敲响铜锣,边跑边喊“土匪来了,赶快躲到张镇长家去!”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兴义人民视土匪为洪水猛兽,因土匪一来,就勒索要钱,掳掠财物,调戏妇女,捡蛋抓鸡,强杀猪羊,百姓就要遭殃。人们以为真是土匪来了,就急忙退场回家或弃摊而走,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则跟着郑南街躲进了张品芝家的大院。
  从泥溪过来的红三军团和从车榔过来的红五军团先后到达品甸。红军经过张品芝家附近时,张品芝命乡兵用土炮进行轰击,红军不予理睬。拟等大部队过完,留下一个连的兵力,对这股国民党地方势力进行围歼。张家大院有2尺多厚、1丈多高的围墙,四壁设有枪眼,易守难攻。红军发现里面有许多群众,惟恐造成误伤,不便开枪射击。便叫人用汉语、布依语轮番喊话:“老百姓请放心出来,红军不打老百姓;张品芝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红军一样放过!”但里面毫无动静。有人提议用火攻,但考虑到里面群众的安全,火攻的建议未被采纳。
  红军最后用楼梯登上张品芝家屋顶,准备对张家大院强行突破。一个红军战士从后墙登上张品芝家房顶,中了一个躲在囤箩里的乡兵的冷枪,不幸牺牲。战友的牺牲,激起了红军战士的怒火,他们向张家大院里扔下两颗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爆炸,群众打开张家大门,潮水般向外涌出,混乱中有6个老百姓中弹身亡。张品芝的大哥张品一装成兽医混在群众中侥幸逃脱。
  红军到处搜索张品芝,在快撤离时,终于在茅坑里发现了他。在他身上搜到品甸镇公所大印,确认其身份后,将其带到威舍阿依,于次日临行前处决。
  凹起勒战斗:
  凹起勒是品甸镇西部最边缘的一个村寨,位于威舍镇猪场村寡妇桥附近,是红军进军威舍的必经之路。这里山高谷深,林茂竹修,沿峡谷仅有一条小道进入威舍。
  1935年4月23日,天气晴朗。红军中央纵队早上7时许从宿营地双桥河出发,途经寡妇桥时,随中央纵队行进的毛泽东在桥上停下来休息。行军途中,为了隐蔽和遮挡当空烈日,红军将士头上都戴着用树枝编织的帽子。一路奔波,眼看就要进入云南,即将摆脱敌人的追堵,毛泽东此时也表现出少有的轻松。他教警卫员陈昌奉认识桥碑的“寡”字,当陈昌奉询问桥名的来历时,他说:“可能是他的男人死了,这个人又很有钱,就修桥作纪念。”
  此桥确系猪场村一位乐善好施的张氏寡妇,于清朝末年捐资修建。在寡妇桥上,陈昌奉还抓紧短暂的休息时间,为毛主席打好了一只草鞋。
  寡妇桥附近,一边是高山,一边是丘陵式的陡坡。上午10时许,担任后卫的干部团二营四连在凹起勒新寨下面的白蕨坡刚拐进一个弯,就看见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前卫队绕了过来。与敌人近在咫尺,中央军委纵队假若稍慢一步,就将面临被敌人分割切断的危险,难以过去。四连指战员与敌人遭遇,未经激烈战斗即往下撤。毛泽东见这里地形很好,就亲自部署干部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在寡妇桥及其不远处的凹起勒新寨阻击敌人。
  部队抢修工事,毛泽东就在山上休息。这时,敌人的迫击炮、机关枪已经打响,飞机也来助战。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看,敌人在放鞭炮送我们上山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遭遇战,红军歼灭了一批敌人,阻止了敌人的行动,胜利地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按计划继续前进。
  猪场战斗:
  猪场位于威舍东部。猪场战斗又叫威舍战斗,是中央红军在兴义县境内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规模最大,交火最激烈,经历时间最长的一场战斗,也是红军在贵州境内的最后一场战斗。
  1935年4月23日上午8时,红一军团一师五团从红板桥方向沿着曲折险峻的山道,走出10余公里,前卫抵达猪场,正逢中央军委纵队通过。由于道路狭小,只能一路通行,五团首长当即命令部队停止行进,让路给中央军委纵队,同时向右侧派出了警戒。这里南面是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脚有一条小路,中央军委纵队就从这条路上通过;东北面也有一座大山,可以控制山脚的小道。五团扼守在紧挨南面大山的一个突出的小山包上,除山包前面一溜较为平整的稻田外,周围都有大山作屏障,山上有深深的茅草,小树也很茂密,十分便于隐蔽。
  这时,几架敌机出现在上空,低飞盘旋。显然发现了红军的踪迹。不一会,右侧也隐约传来疏落的枪声。一个通信员气喘吁吁地给五团送来一封三角信。师政委赖传珠拆开一看,是军团首长的命令。红五团这时才搞清楚,薛岳纵队吴奇伟部采取长途轻装奔袭的战术,突然出现在红军前进的侧翼。薛岳是红军的老对手,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一直尾追到云贵高原。进攻苏区的时候,他主张“应以大兵力采取包围封锁,用堡垒推进”,让红军吃过不少亏。军团首长命令五团抗击敌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
  红五团的干部战士一听有仗打,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家跃身而起。一营长带着队伍,像一群猛虎似的爬上了东北面的制高点,刚上去,战斗就打响了。
  赖传珠对二、三营营长说:“瞧,敌人又比我们晚了一步!”枪声越来越激烈。薛岳企图凭借其优势兵力,以“人海战术”、“车轮战术”不让红军有喘息的机会,将五团阵地一步步压缩,红五团的处境越来越危急。
  中央军委纵队所带行李笨重,加上通过的山沟道路狭小,队伍拉得很长。同时,敌机骚扰不断,队伍需要随时注意隐蔽,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只有顶住敌人,争取时间,才能保证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红五团一方面发扬大无畏精神和敢打硬仗的作风,挡住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另一方面派出一位姓马的参谋去督促军委纵队抓紧时间通过,并约定,他们一旦通过,马上点燃烟火通知五团。
  马参谋走了两个多小时,山沟里的烟还没有冒起来。这就是说,中央军委纵队还没有通过山沟,五团还没有完成掩护任务。恶战已临近晌午,终于看到了那袅袅升起的青烟,大家不约而同地大声喊道:“冒烟了!”
  正值大家为中央军委纵队和五团深感庆幸,想要松一口气之时,突然有人喊起来:“敌人冲上一营阵地了!”一营同敌人短兵相接,打得难解难分。因为中央纵队已经顺利通过,他们自坚守东北的制高点,一边抗击敌人的进攻,一边向团阵地转移。
  虽然中央军委纵队已经过完,但行进速度并不快,只有拖住敌人,才能让军委纵队首长彻底摆脱敌人。此时,敌人已经占领了一营撤出的东北面制高点,可以俯冲射击五团阵地,而且正在向他们的主阵地攻击靠拢。五团上下情绪高昂,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顶住了于自己10倍以上敌人的进攻。
  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红军五团仅以牺牲3名战士为代价,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的光荣任务。
  贺子珍威舍负伤处:
  贺子珍,1910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毕业于吉安福音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共青团永新县委副书记,后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结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贺子珍随红一方面军行军。由于身怀有孕,体质虚弱,被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1935年4月22日,随中央红军行动的休养连到达兴义县威舍猪场。这里百草繁茂,树多林密,便于隐蔽,部队遂停下宿营。是日下午,产后虚弱的贺子珍正靠着大树休息。突然,空中轰鸣作响,云端里出现敌机。贺子珍急忙从大树下挺身站起来,招呼担架队把伤员抬到树林里去隐蔽。
  几架敌机向着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机枪扫射后,又投下一颗炸弹。爆炸掀起的气浪向贺子珍袭去,弥漫开来的烟尘将她掩没。
  当她从烟尘中爬起来时,发现离她不远的一个担架正暴露在梯田中央,担架队员一个已经牺牲,另一个受了重伤。攻打娄山关时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攻克敌人不少关隘,第二次攻打遵义时,带领全团将士冲开城门,消灭大批敌人,自己身负重伤,断了一条腿的红军团长钟赤兵在担架上挣扎着。敌机飞回进行第二轮轰炸,情况十分危急。贺子珍从隐蔽处迅猛地向担架冲去,扑在钟赤兵身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遍体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躺在淋淋的血泊中昏迷不醒。获救的钟赤兵在担架上大声呼喊:“贺大姐、贺大姐!”禁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经过检查,贺子珍从头部到四肢,有17处被弹片击中。其中一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撕开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汩汩直流。总卫生部医生李芝给她注射止血针,对伤口进行细致包扎,但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了她的身上。
  经过抢救苏醒过来的贺子珍,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询问钟赤兵是否安然无恙。然后嘱咐大家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她说:“他很忙,不要让他为我担忧。”又对身边的战友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的前进,把我放在老百姓家里吧,伤养好了,我会来找部队的。”
  休养连的同志不肯把她撇下,轮流抬着她往前走,在担架上不去的地方,就背着她爬上去。这个性情刚烈、有泪不轻弹的巾帼英豪,在这些日子里,常常被战友们的关心感动得热泪长流。
  当晚,贺子珍同总卫生部住在威舍蒿芝冲的蔡小平家空仓房内。毛泽东获知贺子珍身负重伤的消息后,连夜提着马灯,从住宿的青龙寺赶至贺子珍的住处,看望她和其他伤员。
  贺子珍带着伤痛走完了艰辛的长征路。到达延安后,把刚生下来不到3个月的女儿寄在老乡家里,带着弹伤入抗大学习。1937年,同患病的刘英和身负重伤的钟赤兵、蔡树藩等一起去莫斯科治疗。贺子珍这一去就是10年,直到1947年才回国。17块罪恶的弹片,一直留在贺子珍的身上,伴随着这位江西永新暴动的女将,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异国他乡,度过了她坎坷而光荣的一生!
  据杨成武《回忆长征》一书记载,同贺子珍一起经过兴义的还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她们被称为“八大姐”。
  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为他们翻身解放而战的。每到一个地方,都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以严明的纪律维护党和红军的崇高形象,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长征经过兴义,每到一处,红军都将打土豪获得的财粮物资救济穷苦百姓,甚至连部队自己的衣服、食盐也都拿了出来,同时还为老百姓治病。群众认识到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队伍后,为宿营红军腾住房、找柴草、寻水源、打草鞋、碾谷子、喂战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部队当向导,送情报,帮助筹粮筹物、救护安置伤病员。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中央军委纵队,在顶效住区长张树休家。红军把张家粮仓打开,除自己吃一部分外,其余都分给了当地贫苦百姓。在阿依寨子,红军打开乡长张跃先、富农张富堂家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了贫穷的老百姓。他们还送给陶德宽一条太阳尼裤子,送给其他贫穷百姓白银、炊事工具和不少衣物。在倮黑,红军送给段开元一把菜刀,送给孤寡老人王姑奶一床白色绒毯,送给陈光先家一个陶瓷红底玫瑰花面盆。住撵场的红军,出发前见孟集光的弟弟尚未吃饭,家中粮食已所剩无几,就将自己准备吃的饭放入陶瓷盘内,递给他吃。红军走后,全家将他们留下的陶瓷盘视为珍宝,悉心珍藏。
  在品甸全是布依族群众的响革,红军找吴天美、杨朝用、吴德远、吴承高等人拉家常,向他们宣传红军的革命性质和党的民族政策。一起吃饭,边吃边摆,问长问短亲如一家。红军请吴德远、吴承高当向导,二人欣然答应。见吴承楼衣着破烂,送给他一件衣服和一段白布。两位红军首长住吴天美和杨国辉家,临行时分别送给两个玻璃瓶,他们一直保存。红军还煮了一钵肉送给杨朝荣,让他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吴余氏帮助红军备柴备水,红军送给她一个铜罐,她经常以此教育后辈。
  大蚌寨子的布依族农民张明正,为红军打草鞋不分白天黑夜。谷草用完了,就把自己穿的破烂衣服撕成布条来打。他的母亲则通宵达旦为红军舂米。红军离开后,张文秀发现一个红军战士的尸体躺在松林和大蚌之间的山路上,便邀约寨邻亲戚将其掩埋。每年清明节,她都要按照布依族祭奠过世老人的习俗,到坟上挂纸。宿营双桥河韦光荣家的红军,送给他一把锋利无比的不锈钢牙骨柄小刀,几十年来他一直随身携带,爱不释手。在红板桥,一个布依族红军战士跟当地布依族岑国志的爷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送给他家一条军用毛毯。
  在猪场,至今流传着一个红军排长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阶级感情的感人故事:
  1935年4月22日,早饭时分,从寡妇桥和发哈两个方向,分别有两支红军队伍,一前一后来到猪场。
  听说红军要来,听信国民党“共产共妻”宣传的猪场群众早已到山上到岩洞里躲藏起来,只有少数老人留在家里。在挨家挨户的查找中,一个姓李的排长看到一幢瓦房的大门开着。李排长走进去,见到一个中年人正在屋里看书。
  “老乡,全寨子的人都跑去躲了,你为什么不去啊?”李排长问。
  “我晓得你们是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是打富济贫,为穷苦百姓翻身的部队。再说我一个穷教书的,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必要躲啊。”中年人放下书本说。
  摆谈中,李排长了解到,中年人姓胡,叫胡敬楼,是村里教私塾的先生。
  经胡敬楼同意,李排长那个排的战士全部住到他家。一住下来,战士们挑的挑水,打的打扫卫生,生火的生火做饭。负责宣传的还到寨子里陈经武家后墙写下“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的标语。
  中央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在猪场宿营的时候,还广泛宣传和严格执行红军政治部下发的八项注意。
  八项注意是:1?整齐武装服装!2?不掉队落伍!3?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4?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5?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6?不准乱买东西吃!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8?注意卫生,不乱屎尿!
  要求部队,有人在的人家,征得主人同意,才能住进屋里;主人不在,宁可露天宿营,绝不跨进门槛一步。他们进住哪家,首先是帮助主人挑水打扫卫生。
  寨里留下的老人亲眼目睹了红军铁的纪律后,纷纷到山上到岩洞,把家人喊了回来。回到寨里,猪场人更加感受到红军与以前见过的军队的不同:首先不乱拿老百姓家里的东西,跟哪家买东西,往往要付高出市场的价钱。平时爱看点书读点报,对红军略知一二的胡敬楼,在当天跟李排长的彻夜长谈中,对红军的革命性质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第二天红军要走时,李排长对他说:“我看你很进步啊,想不想参加红军?”
  胡敬楼对红军虽然有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但他有很多东西放不下。就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再说一介书生,参加红军能做什么啊?”他接着又恳切地说道:“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李兄能答应!”
  “什么事啊?”李排长问道。“我有一个小孩,叫胡国光,想拜寄给排长,还望排长给取个名字。”
  “胡国光?”李排长沉吟着,“国家之光,名字不错嘛,我们也正是在为国家为民族的希望进行长征。我看名字不另外取了,我送他一支笔吧,留着纪念。”李排长把自己随身带的钢笔掏出来,递到胡敬楼手里。
  那是一支精致的钢笔,笔帽上嵌有一枚指南针,是李排长身上最值钱最适用的物品。
  红军走后,胡家把李排长赠送的钢笔视为传家的珍宝,总是细心地加以收藏。
  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的亲人,群众积极投身红军队伍或为红军带路当向导。据统计,当时共有100余人为红军当向导,20多人加入红军队伍。万屯镇兴化弯子一村的张达贵为红军带路,本来只打算带到双桥河,可看到红军对他好,就继续往前。经过黄泥河、沾益、曲靖、嵩明,渡过金沙江,一直带到四川会理县。因为他要回家照顾老人,临走时红军发给他一块五角小洋,四斤鸦片烟膏作路费,往返共3个月时间。这是兴义境内为红军带路最远,费时最长的一位向导。
  在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红军很快熟悉路径,掌握敌情,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甩开敌人,顺利通过兴义,胜利走完长征途中重要的一步。
  结语: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经过兴义,阶级立场鲜明,关心爱护群众,坚决打击地方土豪劣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性质,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这是一支自己的队伍;他们遵守铁的纪律,用实际行动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在人民群众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每经过一个地方,特别是在宿营地,都要以标语的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在兴化、猪场、阿依等村寨宿营时,一些红军留下来的标语40多年后还依稀可见。
  这些标语是:“反对白军官长打骂士兵!”、“打富济贫实行革命!”、“红军绝对不拉夫!”、“打土豪分田地!”、“脚踏滇军、拖死中央军!”、“打倒王家烈!”、“打倒犹国才!”、“王家烈打不跑,中央军打不跑,云贵穷人活不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
  这些标语不仅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同时对工农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是永远留在人民心中的一块块丰碑。
  长征经过普安楼下的红军,还把泥堡土豪匡祝平带上,一路走一路做反面教材进行宣传,让平时忍气吞声的穷苦百姓看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希望。每到一地,都用实际行动诠释自己的主张。队伍出发前,都要把驻地打扫干净,上好门,盖好火,吃东西付清钱,损坏东西照价赔偿。
  住宿响革的红军,宰杀了杨朝芝、杨朝贤、吴德兴、吴增良、余品芝几家的猪。几户人家都跑光了,红军就把钱放在他们家神龛上的香炉里。余品芝家没有香炉,红军就把超值的24个小洋放在他家碓窝里。余回家看到,十分激动。品甸战斗结束后,红军到郑绍林家买3只鸡,付给6个四川铜元、10多个锑毫,均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在蒿芝冲,红军吃了农民李吉书家一罐酸菜和半斤米饭,付给他家1两鸦片和4个四川大铜元,还送给一把铁铲和两个医药箱。在阿依,红军欲向何光明买猪来杀,何不情愿,红军也就没有强求。
  在短暂的接触中,红军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把红军战士当作自己的亲人。红军战士肖乐表因伤借住在纳省张老奶家,张老奶找草药熬给他吃,使他的伤情有所好转。国民党军队来搜查,张老奶见风声不对,让其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托人说情,到龙广一家打铁铺当学徒,从而虎口余生。蔡录贤因重伤不能继续前进,部队就把他留在洛寨,寄宿在王昌和、王昌吉家。群众对他经常关心,暗暗跑来问长问短,一个老大娘还给他送来草药疗伤,送来被子御寒。伤情略有好转,蔡录贤就急着要去寻找部队,群众劝他:“你的伤没有全好,再说白军查得很紧,你去不安全啊!”群众再三挽留,蔡留了下来。得知坏人告密后,王昌和兄弟俩趁星夜无人,将蔡背去藏在一个山洞里,暗地里为他送水送饭,让他活了下来。据统计,红军长征途径兴义时,有刘德高、蔡录贤、王玉贵、张金铭、张觉、肖乐表、刘正才、黄学行等16人因伤因病留下,借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在兴义人民的真诚照护下,这些红军战士得以生存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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